资费下调与扩大内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3月1日国家对电信价格作出重大调整，正是上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电信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对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通信网只靠国家投资进行建设，30年间的总投入约60亿元人民币。所谓“电信局”在当时并无企业性质，而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单位。通信业的投入过低、发展缓慢，使得通信网能力不足、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服务网点稀缺，服务水平低下。严重落后的通信事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中最薄弱的环节”，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

通信网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持续的高额投入保证了我国通信网的持续高速发展，这一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通信网这一瓶颈的突破，使得国民经济的总体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曾发布过研究结果：在通信上每1元的投入，可以收到13．2元的国民经济综合效益。而且通信网络的的发展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时至今日，一方面我国通信网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继续增加投入、加快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通信网已经形成的巨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价格的调整就是基于上述基础进行的。

下调电信价格降低了各行各业使用电信的直接成本，减轻了一部分负担

长期以来，我国通信网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其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也必然带有建设初期的本质特征。电信价格不可能很低，各方面的负担不可能很轻。甚至电信价格也不可能“合理”。因为真正合理的价格是要根据成本核算与社会平均利润来确定，真要如此，电信价格就不是今天的使用者们所能承受的了。人们常说外国的电信价格便宜，这话并不准确。

不是所有国家的电信费用都便宜，而是越发达的国家越便宜。因为人家已经有一个发达的通信网放在那里，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时期已经过去，很多投资也已经收回，价格自然可以低下来。而发展中国家还没到那个时候。

1997年，我国邮电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4279亿元，而同期全国邮电通信业务收入完成1828亿元。如此低的产值资本比率，是现代通信网的本质所决定的，是我国通信网“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难以想象的。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对电信价格实行严格的监控，即使在放开电信市场之后也不例外。我国政府当然也是如此，并且一直在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调整电信价格。不同的是原来主要是涨价，现在是在降价。在目前仍由国家直接调控价格的商品中，价格像电信这样下降的绝无仅有。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电信网已经具有了相当规模，与发达国家在通信基础设施和通信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大大缩短，这是我们下调电信价格的基础。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国电信网还只是处于发展初期，主线普及率只有每百人7线，主要的通信设施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普遍服务还远未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缩短，但距离仍然很大，这些则是目前我国人民的通信需求（包括价格期望）还难以全面满足的根本原因。

下调电信价格会刺激各行各业更多地使用电信，为降低机会成本、增加机会利润创造了条件

谈判、定货、采购，企业内部的生产调度管理，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通信手段，是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开支的。

原来出一次差才能办的事如果通过电话、传真、电子信函或者可视电话就能办妥，省下来的钱就是由电信提供的“机会”而降低的“成本”，由此多赚的钱也就是“机会利润”了。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善于获得信息、分析信息和运用信息的企业总有过人之处。就连我们常说的“思路比较好”、“机遇抓得好”当中，也都有信息作为基础。

价格的下调、使用的增加，有利于社会各界现代信息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形成

从下调电信价格到推进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下调价格只是为推进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下调电信价格到推进经济发展，还要经过两个转变：

一是下调价格的政策要转变成现实的电信消费行为。目前尽管我国电话客户量很大，但消费量并不大。与全国相比，北京是通信消费相对比较高的城市，但每月都有8％左右的电话只交21．6元的基本月租费，也就是最多才打25个电话，合不上每天一个。北京有长途电话直拨权的客户中，每月都有一半左右连一个长途电话也不打。把在京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电话都加起来，1998年每个电话机平均每天打市内电话不超过25分钟，打长途电话不超过3分钟，还不如九十年代初发达国家住宅电话的平均水平。这样的消费水平，说明电信网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们从电信获得的帮助还不多。这同时也说明通信消费市场的潜力还很大。如果这次降价能够把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刺激出来，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起到了作用。

二是这些增加的电信消费行为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社会各界的现实收益。也就是说人们不仅比以前多打了很多电话，而且多打了很多“有用”的电话，这些电话还给他们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将如前两次产业革命一样，引起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革。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如何，已经被世界公认为衡量21世纪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1998年度的《世界电信发展报告》称：“发展中国家缺乏家庭购物方式的两个关键因素：电话和信用卡。”可见电信的市场潜力和开拓市场的责任还有多么巨大。